恭敬辞逊之心之所动者，情也。
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索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4.历史文化的民族特殊性与共通性 牟宗三认为，由于抒发理想的道德之心，其内容方面的丰富且具有创造性，加之人受动物性、族群性、物质性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其不能一时全体实现，而在不同民族的实践中表现为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发展形态：在民族生命的集团实践中，从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而来的观念形态，各民族是不会一样的，就现在讲，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系统就不同。
所以若依道德判断而论，则大部分历史便须抹去。故此种认识过程即是创造过程。[2]463具体的解悟能把握具体的普遍性，通过存在的证悟可以把握动态的历史。[4]86但同时，王夫之强调气本论，认为理乃气之理，而气善理善：理以纪乎善者也，气则有其善者也(气是善体)[3]662。[2]12-13 4.历史须具体的解悟 王夫之已经认识到事理的具体特殊性与动态变化性，强调揆理度势、察情究效，进行兼顾内外的辩证分析。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1]309牟宗三在《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对船山的历史哲学多有吸收、引用、反思。在刘师培看来，家族伦理似属私德，只有社会伦理才属公德，而凡有公共观念必生公德，吾试即中国古人之言‘公者考之，则孔子言‘欲立‘欲达，墨子言‘兼爱‘交利‘视人犹己，曾子言‘人非人不济，汉儒言‘相人偶为仁，宋儒言‘民胞物与，孰非社会伦理之精言乎?特近世以来，中国人民公德不修，社会伦理知之者稀[36]。
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生活有很多集市、庙会、赛神、祭祀等公众活动，但这些活动多是定期的，不是人们每天投入其中的，所以并未制定一定的参与规则。五伦互为对待者当互尽其伦理，矫正不平者使之均平。[34] 以宗法系民，故家族伦理最为发达。[65] 他又说： 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有些省份曾经一度沦为殖民地，所以我们政协《共同纲领》的德目中，就把爱祖国提到第一位;由于这个国家，是由人民大众出钱出力流血牺牲所创造出来的国家，所以德目中在爱祖国之后，接着就提到爱人民。
在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部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黄遵宪本来曾劝梁启超作一伦理教科书，梁启超未作，作了《德育鉴》，而刘师培为之。
此数者皆与今日欧美之所谓公德者同。[22] 在梁启超看来，自由是为了增益团体公益的公德，而绝不是私人放肆的条目。故私德之说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有用。保留五爱作为基本要求，与1996年的决议也是一致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希望在公德体系中保持连续性的一种努力。
[41]这样的说法与密尔论自由的思想完全一致，必然是受密尔《论自由》一书思想的影响所致。这就几乎把公民道德等同于全部社会主义道德。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这都是正确的。私德与公德两者并行不悖。
古语有言：‘食不毁器，荫不折枝。不惟此也，中国社会、国家之伦理所以至今未发达者，则由家族思想为之阙隔也。
范围即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排挤之。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为之死，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这些事实完全把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道德思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实现了，而且还继续发展到新解放区去。今日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二者的平衡，近期的重点是发展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就应用范围之分别言，古代道德非私人之德，主要是主政者、任官者、士人之德。他又说： 夫私德者，公德之根也。公德之目虽然亦可例举，而其主要性质为利群。那么，是不是以往中国传统中的修身德行都是个人道德或私德呢?这要看私德的定义。
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后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注释： [1]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2]廖申白:«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3]吴潜涛主编:«论公共伦理与公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4]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页。即使有董仲舒提出的义者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是己身为世界之身，非家族所克私有之身也，又举罗念庵有言：‘吾人当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公共地步，‘公共之地，即西人所谓社会、国家也。[12] 这里所说，对称私德为独善其身之德的说法是个补充。
另外，《逸周书·文政解》中的禁九慝，禁止九种不良的公共行为，含有后世所谓公德的意义，表现出了对所谓公共道德的行为的关注。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他举出张载的《西铭》为证，又举出吴康斋亦曰：‘男儿须挺然生世间。但尊重社会公德的提法似不妥，难道其他几项都是要遵守，而社会公德不应当遵守吗?无论如何，这可以说是在法律形式上确定了五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五爱作为国民公德具有了法律认可的地位。
他的这一说明很重要，既阐明了毛泽东的道德思想重点，即在道德问题上重视政治意义;也说明了正是依据毛泽东的观点，政协的共同纲领只讲公民道德，不讲个人私德。私德不完，则公德必无从而发生。
而中国古代不能说没有公共道德，所谓公共即非私人之谓，公共性有梯次的不同，随着社群规模的外推而渐大渐广。他接着说： 论者动谓中国道德之发达，与公德虽阙如，而私德则颇完备，亦六(经)之所陈，百儒之所述，似于私德已发挥无余蕴矣。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大力倡导，使得这类概念的使用必须加以检讨。此下，他的文章更多是讲人的道德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这一观点，这似乎含蕴着，个人的私德随着社会的改变而自然改变。
[15] 梁启超列举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所标举的德行，如忠信笃敬、温良恭俭让，大体皆为私德;所教人的修养方法，如知止慎独、存心养性，皆为增进私德之方法，这些中国古人的著作对于养成人的私德，相当完备。儒家修己之事，一半为了治人，修己非皆私人事，治人更非私人事，故治人之德，在《论语》中所在多有，皆非私人之德。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社会公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不观于欧美诸国乎?虽幼稚之童子，下等之愚夫，未有在道旁便溺者也，未有毁伤公园之花草者也，未有污秽公共建筑物者也。他认为中国人多不明此理，己身之外，仅以家族为范围。
[29]其第二课云：家族伦理，为实践伦理之基。爱科学是五四以来社会文化的共识，而爱人民、爱劳动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意识形态所直接要求的。
倒是他说认识到毛主席古今中外法，列宁的批判地吸收人类一切遗产之重要[64]，这一方面说明了毛主席的认识方法是古今中外法，不排斥任何一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共的文化政策受到列宁的重大影响，即列宁的批判地吸收人类一切遗产。故君子之德，其体无分于私公，其用则理一而分殊。
